分享人：虞嘉葳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项目经理
我个人平时比较关注体育赛事。前些年，体育界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是举国体制，也就是国家通过“计划”的手段，配置和调动资源，从全国选拔和培养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赛事，为国争光。80年代初，中国的竞技体育开始在世界赛场上崭露头角。我国的第一枚奥运金牌、女排五连冠的辉煌，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这个时间很有意思。新中国最早的基金会恰恰也是在80年代初出现的，并且以政府背景发起的居多。通过成立社会组织，来实现在应急救灾、公共服务、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计划。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21世纪初，人们开始反思体育界 “举国体制”的弊端。资源投入高、浪费严重，对运动员创收、成家等方面的限制，退役再就业的难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竞技体育的积极性。而随着网球明星李娜等“单飞”成功的例子出现，很多人认为应该允许更多的运动员通过自负盈亏的方式自行安排训练、比赛和生活。这些年，我国在很多运动项目上进行了市场化、职业化的尝试。
同样地，近几年，我们看到很多人讨论官办慈善组织的“市场化”，认为只有逐步脱离体制，成为独立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才能保持活力。甚至认为行政化和市场化是截然对立的，要推进市场化就必须摒弃行政化，而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关系就应该是市场化，慈善组织是民间运作的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只作为外部的监督者来监督市场的运行。
市场化固然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真的到了可以高举“市场化”大旗的时候了吗？
去年的河南暴雨洪灾中，基金会论坛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基金会参与抗洪救灾的稿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我们后台收到一些留言，说“都是民间机构，没几家国字头的，看起来都不太可信”。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公众所信任的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基金会。回顾这些年，不管是筹资能力还是媒体曝光度，政府背景的基金会都遥遥领先。这或许是大部分民办基金会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无论我们如何说要走市场化道路，当前，越是政府运作的基金会显然能得到越高的信任、越多的资源，以及越大的空间。
而如果我们一味地推行“市场”，脱离“计划”调控的慈善组织，能够调动多少资源、创造多少社会价值，是未知的。在今年上半年的抗击疫情中，我们看到大量基金会参与其中、发挥作用，我们同时也看到，很多基金会的表现其实并不尽人意。大家都在捐款捐物，但大量重复的资源被浪费，而同时很多该有的东西没有到位、该做的事情没有人做。缺乏计划、调控和协同，就很容易出现混乱的局面。在社会的市场主体不成熟、配套设施未发育、监督和协调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零零散散的市场主体们似乎很少有底气去宣告：我们能够运行良好、发挥应有价值。与其一味地强调“市场”，不如从练好基本功开始，提高自己获取资源和使用资源的能力，把自身参与市场竞争的活力慢慢激发出来，为整个行业的逐步市场化打好基础。
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只是手段。我们所共同希望的，都是公益慈善更健康地发展，不是吗？近年来，不少国字头的基金会、各地慈善会，都做了社会化转型的探索尝试。有初见成效的甜头，也有转型初期的阵痛。希望我们一起期待、祝福，并且持续关注这些机构后续的发展。
虽然同样是80年代初，但体育事业当时已经引发全民热情，并展现国际影响力。若是往前追溯，体育事业的“计划”在建国后50年代初就已经在布局和实施了。而对于基金会来说，80年代初只是“出现”的时间，甚至连“出现”都未必名副其实——正如“基金会行业40年”系列专访中，康晓光认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基金会根本不是基金会，而是政府成立的一些公益组织。这样来看，我们的基金会还非常年轻，仅仅初具规模。历经70多年发展的体育事业如今尚没有实现市场化。那么对于公益慈善来说，这条路显然还更为漫长。
同时，我还想抛出一个问题留待思考：无论是公益慈善，还是其他领域，“计划”是否注定是政府的行为？是否有一天可以出现行业组织来承担起“计划”的职责，来协同行业中的主体，共同推动行业发展、社会进步？